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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闐佛教圖像的發現與研究
    作者:陳粟裕  來源:澎湃新聞  點擊數:15809  2020/2/17  字號: T|T

    新疆和田市古稱于闐,為絲綢之路南道上的重要一站,也是西域大乘佛法興盛之地。由于氣候的變化,大量遺跡留存在沙漠之中,19世紀末期吸引了大量西方探險家來此挖掘。新中國成立之后,經考古學家的保護、發掘,大量遺址得以重新呈現,考古和美術研究也得以順利進行,特別是大量唐代遺址的出土。于闐唐代佛教美術的繁華以及背后蘊含的豐富歷史文化內涵,為時人重視。 

      考察與發掘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田市,位于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南部邊緣。自漢武帝時,張騫開通西域以來,這片豐饒的土地就出現在漢地民眾的視野之中。此地古稱于闐,唐時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稱為“瞿薩旦那”。作為絲綢之路南道上的重要一站,自漢代以來,大大小小的遺跡都深藏于黃沙之中。 

      對于闐本土文物、圖像的考察研究,與19世紀末國外探險家對于西域的探險、對文物的掠奪是緊密相聯的。1893年法國人杜特義·德·蘭斯(Dutreuil de Rhins)、費·格勒納爾(F·Grenard)的考察團在西域探險時經過和田,在約特干等地收集了一批陶俑、陶器等文物帶回歐洲展出,引起了時人對和田的注意。 
      佛像面相豐滿,表情各異,臉向右側,目光朝右向著右旋禮拜的信徒。壁畫下方繪有一支馬隊,騎者有頭光,帶冠,披帛,唇下留八字髭,身著鐵紅或孔雀綠色長衣,束腰帶,左手持韁繩,右手托缽于胸前,前方繪黑色飛鳥。8世紀以來這種騎馬人物在于闐佛教遺址中較為常見。 

      此后隨著對西域探索的興起,和田也成為各位探險家光顧的對象。1896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他第二次對西域的考察中,深入到和田沙漠腹地挖掘了著名的丹丹烏里克遺址、喀拉墩遺址。作為和田遺址最早進行探索、挖掘的西方探險家,斯文·赫定對兩處遺跡的位置、水文狀況的記載,成為此后探險家、考古學家前來探索的重要依據。 

      此后,大量探險家隨著斯文·赫定的足跡來到和田,最為重要的當屬英國的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900至1930年間,他四次到中國新疆及河西地區考察,搶走大量文物的同時將自己四次探險的經歷、考古報告匯集成書。其中《古代和田》一書“以近百萬字的篇幅和300多幅圖片及地圖,詳細介紹了斯坦因第一次到中國西部,即塔克拉瑪干沙漠考古探險的全過程”。在對和田的考古調查中,斯坦因將達瑪溝一帶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系統的挖掘,包括熱瓦克佛寺、丹丹烏里克、雅艾勒克、巴拉瓦斯特等,為世人所震驚。在其出版的考古報告中附有部分文物照片與平面示意圖,為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資料。但是斯坦因對遺跡的肆意破壞、對文物的瘋狂掠奪卻充分展現了其強盜行徑。 

      此文物保存相對完好,僅兩耳缺損。彎眉,高鼻,小嘴。前后排螺髻的卷曲程度并不規律,極富變化。體現了于闐佛教藝術講求韻律、富于變化的特征。發掘達瑪溝托普魯克墩2號遺址的過程中,在附近的沙丘里發現了這把三弦琵琶。其面板光滑平整,背部呈拱形,琴頭、箱體、覆手尚存,琴頭上裝置弦軸的六個小孔位置精確、大小統一,但弦軸已丟失。 

      斯坦因活躍在西域期間,還有一些規模較大探險隊組織對西域進行了考察,如日本由大谷光瑞、渡邊哲信等人組成的大谷探險隊于1902至1914年間三次考察了西域及河西地區。他們的考察偏重于探險,對于遺址并沒有進行系統的挖掘,只是注重文物的劫奪。之后,大量和田出土的文物被帶回日本,偽滿政權覆滅后,其中一部分留存于東北,現藏于旅順博物館。 

      德國人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帶領的德國第三次吐魯番考察隊于1905至1907年間在新疆考察時曾進入和田考察,所得文物被德國為柏林民俗學博物館收藏。1927年4月成立的“中瑞聯合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徐炳昶和斯文·赫定的帶領下于1927至1935年對內蒙古、甘肅、新疆等西北地區進行了包括地質學、歷史學、考古學在內的多學科考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考察團員多為各個領域的精英力量,我國考古學家黃文弼、瑞典考古學家伯格曼(Folke Bergmann)都參與其中。隨著對于大量遺址的清理和初步發掘,考察團在考古上面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績。1929年他們來到和田,考察團按照和田的河流、水文對沙漠中的遺跡進行調查,黃文弼在其著作《塔里木盆地考古記》中詳細地記載了對“和闐北沙磧中的遺跡”、“達摩戈一帶古址”、“克里雅河及喀拉墩”等遺址的考察狀況。發表了當時對買里克阿瓦提佛寺遺址、喀拉墩遺址等的挖掘報告,并附上部分文物圖片。 

      壁畫以鐵紅色為主,人物線條優美剛勁,柔韌舒展,極具于闐佛教繪畫的特征。 

      除了以上著名探險家、大型考察隊外,還有大量西方探險者和文物販子先后將和田列為新疆探險的重點對象,在這里進行文物收集和考古調查活動。如1903年美國人克羅斯比(O。 T。 Crosby)、亨廷頓(E。 Huntington);1907年芬蘭人曼涅爾海姆(C。 G。 E。 Mannerheim),1914至1915年俄國人奧登堡(S。 F 。Oldenburg)、1928年德國人特靈克勒(E。 Trinkler)、德·特拉(H。 de Terra),1934至1938年德國人費爾希納(W。 Filchner)等等。國外探險家們所劫掠的文物分藏于倫敦、不來梅、紐約、圣彼得堡等地的博物館。 

      這些發生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探險家的活動導致了和田遺跡發掘的混亂和文物的大量外流。此外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還有大量不知名的文物販子來到和田擅自進行挖掘,并走私販賣。直至建國前,和田的各個遺址已是滿目瘡痍。 

      研究與保護 

      建國以后,國家文物局、新疆自治區文管所、和田博物館等單位先后組織了多次文物普查,并對多處遺址進行搶救性挖掘。其中較為重要的有1979年對洛浦縣買力克阿瓦提漢代遺址的發掘,并且清理出小佛像、坐佛像(殘)、石膏質壁畫殘片等早期佛教藝術遺物。以及自1988年始,中日聯合尼雅遺址考察活動在民豐縣的尼雅遺址進行了長達9年的科學考察,中日雙方專家清理民居、佛寺等遺址,獲得了大量文物與文書。其中包括“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等重要絲帛文物,考察結果以兩卷的《中日共同尼雅遺跡學術調查報告書》呈現在世人面前。還有1993年由新疆文物考古所與法國科學研究中心315研究所合作,對克里雅河流域的喀拉墩遺址和圓沙遺址進行了長達三年考察。清理了喀拉墩遺址的一座佛塔和兩座小佛寺,并在克里雅河下游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發現了漢代以前的墓葬群。發掘出3~4世紀的佛寺遺址,出土了數片石膏質、繪有交腳、跏趺坐佛像的壁畫。 

      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遺址學術考察隊成員在新疆和田地區民豐縣尼雅遺址一處古墓中發現一張織錦,上邊織有八個漢隸文字:“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經研究是漢代蜀地織錦護臂,為國家一級文物,被譽為20世紀中國考古學最偉大的發現之一。 

      此外在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隊對喀拉墩61號、62號佛寺進行了重新挖掘,發現了繪制于6~7世紀罕見的多臂菩薩壁畫殘片及金銀器。2002年,“中日共同丹丹烏里克遺址學術研究項目”由新疆文物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日本佛教大學尼雅遺址學術研究機構共同主持,先后4次深入到丹丹烏里克遺址進行科學考察,在對佛寺壁畫進行保護的同時采集了錢幣、陶器等文物,集合考察成果及相關研究于2009年出版了《丹丹烏里克遺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報告》,為丹丹烏里克最新的研究成果。2002年時還開始了對策勒縣達瑪溝佛寺遺址的發掘。分別于2002年、2010年對托普魯克墩一號、二號、三號佛寺進行考古挖掘,先后出土了大量壁畫、塑像、擦擦等佛教文物。綜合壁畫風格與所出文物來看,遺址年代當在6~9世紀。 

      為策勒縣公安局追繳回的珍貴文物之一。其紋樣左右對稱,中間為蓮花,兩側有腳踩蓮花的童子及拉弓的騎者,上方有鳥的翅膀和雙足,表明其紋樣中應還有祥鳥圖案(上圖)。“鼠王傳說”木板畫,出土于丹丹烏里克遺址。畫中央是一個鼠頭半身人像,頭戴皇冠,背部有橢圓形光環,坐在兩個侍者中間(下圖)。 

      通過對建國后和田重點遺跡考古發掘的梳理中,可以發現,對于文物遺跡的政策是保護性、搶救性挖掘,這完全不同于西方列強的強取豪奪,而是出于對遺跡、文物保護的目的。而較為重大的科研考察中也有國外科考團參與,這種聯合考察一方面培養了自身的考古、科研力量,另一方面也使得和田考古、研究趨于國際化。 
      在重新收集、系統清理考古遺跡的同時,和田市在1979年成立了和田地區文物管理所,作為收藏、管理文物的所在。1995年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和田市政府的支持下和田市博物館于2005年正式開館,成為和田地區文物保護、研究的重要機構。 

      壁畫中所繪供養人頭像為中原漢人裝束,頭戴黑色幞頭,身穿鐵紅地黑色團花圖案圓領服飾,雙手合掌于胸前。其眼睛細長,鼻梁稍低,鼻頭圓潤,面相扁平。下方另有一供養人的幞頭,但面目已不可辨。 

      盡管和田地區的考古建設、文物保護已經頗具規模,但是和田地區的民間盜掘迄今仍有發生。由于和田地區文物保護資金、人員的匱乏使得當地的文物保護亦面臨著非常大的困境。2010年,對達瑪溝一帶的考古挖掘工作正在籌備,文物犯罪分子即聞風而動,在達瑪溝附近的沙漠深處大肆盜掘,所獲的珍貴壁畫以非常低廉的價格售出。2011年在當地公安部門的配合下,三千余件被盜文物得以追回,但更多的壁畫可能被轉賣或在盜掘過程中已被破壞,讓人痛心疾首。對于和田文物與藝術,我們需要研究,但更多的是要大力保護。 

      從現存遺跡來看,和田地區的眾多遺址主要分布于幾條大河流域和古道附近,其中根據出土的文書以及學者們對遺址的考古分析、判斷,屬于唐代的佛教遺跡主要有幾個。一是達瑪溝水系的丹丹烏里克遺址。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首先發現了這里,并在此進行了簡單的發掘,臨摹了佛寺上的千佛壁畫。1900年斯坦因的到來則開啟了丹丹烏里克考古與研究的大門,他系統地發掘了古城中的遺跡,包括八座佛寺,將大量佛像、經典、文書帶回英國。2002年,“中日共同丹丹烏里克遺址學術研究項目”啟動,考古學家和學者們在斯坦因的挖掘之上重新、系統地進行清理。在挖掘過程中發現、揭取了佛寺壁畫等重要考古資料。 

      畫中人像頭戴花鬘冠,繒巾后垂,長發披肩,蛋圓臉,額間有白毫,鼻梁挺拔,雙目微閉。臉部微側,但方向相反,皆目視下方呈思維之狀。色彩以赭色為主,線條優美流暢,具有于闐佛教繪畫的主要特征。 

      此地的宗教繪畫主要有壁畫、木板畫兩種形式,壁畫多為千佛圖像、單身立佛像、多面多臂神靈像、騎馬人物、供養人等。木板畫則分為橫式、豎式兩種,橫式主要為故事畫,重要的諸如“蠶種東傳”和“鼠王傳說”故事畫等皆出土于丹丹烏里克。還有達瑪溝水系的喀達里克遺址,依然是斯坦因在此處遺跡進行了系統的發掘。此地寺院的年代與丹丹烏里克相近,從遺址中清理出的唐代錢幣也能證明這一點。出土文物有壁畫、泥塑、梵文及古吐蕃文文書、彩繪木板畫殘片等。壁畫的題材主要有千佛、位于寺院墻下部的供養人坐像,此外還發現了毗盧遮那佛壁畫。對于此地壁畫、木板畫的研究主要是英國學者威廉姆斯夫人(J·Williams)在其博士論文“The Iconography of Khotanese Painting”中對畫面中的尊像進行了身份的辨析,現辨明身份的約有20余幅。 

      畫中人物身披散花紋袈裟,配項圈,有頭光和身光。黑發披肩,束髻,彎眉,高鼻,有眼袋,八字胡。坐于臺上,右手置右膝之上,左手前伸,似在說法。三身披著袈裟的人物跪于其面前,仿佛在聆聽其說法。頭光白色,身光依次為孔雀綠、褐色和赭色。線條細膩流暢,人物生動。 

      此外,位于喀達里克附近的達瑪溝水系的巴拉瓦斯特遺址,同樣由斯坦因進行考古挖掘而獲得大量佛像碎片、絲綢、木簡等物,其中包括采用暈染手法繪制的菩薩壁畫。1928年德國人特靈克勒也探訪了此處。所出文物主要保存在大英博物館、印度新德里博物館和德國不萊梅海外博物館。德國學者格洛普(G· Gropp)在“Arch?ologisches Funde aus Khotan,Chinesisch-Ostturkestan”一書中發表了藏于不萊梅海外博物館的162片壁畫,其中相當一部分出自巴拉瓦斯特遺址。此地壁畫題材非常豐富,主要包括多臂神靈、毗沙門天王、毗盧遮那佛、單身佛像或菩薩像。 

      另外于2000年由牧羊人發現的達瑪溝水系托普魯克墩遺址,截止于2011年在此共挖掘出佛寺遺址三個,其中2、3號佛寺遺址的年代明確判斷為唐代,出土的壁畫題材主要有說法圖、千佛、多臂神、騎馬人物等,而在對3號佛寺的清理中還發現了唐裝供養人像以及吐蕃人像。此外還有部分木板畫,題材為罕見的千眼佛、白衣神像。 

      畫中人物正面而立,頭戴珠髻花冠,繒巾后垂,頸有項圈,耳佩,彎眉,直鼻,深眼窩,眼睛細長。領口和胸襟上有綠白相間的卷草紋邊飾。有頭光和身光,三圈頭光分別為孔雀綠、赭色和白色。線條柔韌優美,用筆流暢。 

      安迪爾河畔的安得悅古城,在1901年2月,斯坦因帶著雇工來到此處進行了連續5天的挖掘,幾乎清理了城中的所有建筑。在古城中心的寺院中發現了大量婆羅迷文、漢文、吐蕃文的文書以及塑像、壁畫殘片。處最為重要的發現是廟宇內殿西北角發現有唐朝官員的題記,內容為“口元七年記??至建聞其兵馬使及四鎮大蕃??和大蕃官太常卿秦嘉興歸本道”。據考證,為貞元七年(791)所題,這為我們提供了確切的吐蕃占領于闐的時間。現所出文物均藏于大英博物館及和田博物館。1989年和田文管所清理了墨玉縣的庫木拉巴特遺址的三處佛寺遺址和一處墓葬群,發現了寺院中的壁畫殘片。此處采集的文物較多,石膏佛像和裝飾殘塊多有彩色裝飾。壁畫題材有千佛、彌勒佛、動物、供養人像等等。所出文物多藏于和田博物館內。 

      從現有對于闐唐代寺院遺址的發掘收獲來看,繪畫作品主要有壁畫與木板畫兩種,題材多以尊像為主。雖然大量圖像為殘片,但是還是能夠通過現存殘跡發現:壁畫基本上與寺院的結構相配置,如寺院頂部及墻壁繪制千佛,壁面繪制佛陀尊像,在壁面下部繪制供養人像。有代表性的有毗盧遮那佛、毗沙門天王、騎馬人物、地神、供養人以及一些可能是密教或是祆教的多臂神靈,還有較為大型的說法圖的發現。 

      隨著近些年和田考古的深入、西方探險家筆記、資料的公布,使得位于絲綢之路南道上的佛國于闐遺跡能夠從黃沙中重現昔日的光彩,也讓更多的觀者和學者從這些精妙的雕塑、壁畫中領悟到13世紀前西域佛教藝術的輝煌。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后  原刊于《美術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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